簡介🌼：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外部困難或許正是讓政府下定決心再次大降各種製度成本、提高實體經濟國際競爭力的好機會。
近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在該院2018年度“降成本”大型調研成果發布會上提出，降成本應從“政策式降成本”轉向“改革式降成本”🚀，即以公共風險管理為導向，核心在於降低製度成本🎸，以“破”和“立”實現“降”，激發企業降成本的內生動力，形成中央和地方協同發力的局面。
看到這則消息，我想起了北京大學周其仁教授的一本文集《中國做對了什麽》，其中收錄了包括作者在芝加哥大學“中國改革30年討論會”上的發言“中國做對了什麽”在內的25篇文章，周其仁教授在文集中系統論述了中國歷經30年改革開放一躍成為全球經濟增速最快國家的真正原因。
“中國奇跡”的真正秘密是製度成本的大幅降低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不是一個自然現象🪧，改革開放伊始，長時間的貧窮落後限製了大家的想象力，中央製定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1985年）時🧔🏽♂️，提出的目標是：工農業生產平均每年遞增4%🤹🏻♂️，在執行中爭取達到5%，但事後一算賬，各項經濟指標完成情況接近原計劃的3倍👎🏻，社會總產值增長率為11%，完成275%；工業總產值增長率為10.8%🚴🏽♀️，完成270%；農業總產值增長率為11.7%，完成293%👩🏻🌾。
為什麽處於經濟起飛階段的中國🧛🏽♀️🧑🦼➡️，製定了一個遠低於自己潛力的增長目標呢？除了貧窮限製了想象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當時中國經濟面臨難以突破的瓶頸。
當時這個“十億人口八億是農民”的國度，吃飯問題都還沒解決，農民自身尚且艱難度日，遠談不上支持工業和城市發展🏌🏿♀️。為什麽農民很窮、農業很弱？不是有很多土地和農民嗎🤾🏼♀️？
答案是存在嚴重的體製障礙：無論政府多麽急切地希望發展農業生產，無論八億農民多麽急切地希望填飽肚子🐊，但當時的生產製度和經濟體製，運行效果就是事與願違，怎麽也打不開農業增產的閥門。
首先是人民公社生產製度🦸，“集體出工🏇🏼、集體勞動、集體分配”的大鍋飯模式因難以準確計量社員的付出與貢獻🤹🏽，從而難以調動社員的積極性。另外，集體生產模式還常常因錯誤指揮和武斷命令而遭受嚴重損失🤑。
其次是農村土地集體公有製🚊，不允許在農民家庭之間劃出必要的土地產權界限，導致“無恒產者無恒心”。
再次是農產品統購統銷，由政府全盤管製農產品流通，政府一手定價定量收購📉，一手定量定價在城市配給，自廢“看不見的手”。
最後，為了維系農產品生產🕳，國家禁止農民外遷，不得自由轉入收入較高的非農業部門。
在這樣的經濟製度下🫖，即使擁有數量充沛的生產要素也無濟於事🥮。勞動力不能轉化為生產力🙇🏻，龐大人口不但帶不來人口紅利，反而成為包袱，不得不出臺了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來對沖。
對症下藥，製度出了問題🙋，那就進行製度改革。但製度障礙並非孤立個別現象，而是自成一套體系🔰，破解之道必須多管齊下💁🏿♀️。
當時先實施的治標政策是休養生息：政府動用極為稀缺的外匯🧜🏽，增加進口糧食以減少征購量，讓負荷過重的農民緩一口氣；接著政府又動用財政資源提升超額出售農產品的收購價，激勵農民增產。
隨後實施的治本政策是產權清晰界定以真正提高生產積極性。當安徽🧏🏿♂️、四川等省市自下而上冒出來“包產到戶”的時候🦸🏿♂️，中央政府給予合法化承認。結果🟥，僅僅幾年時間，在農業生產大幅提高的基礎上💅，中國農業從生產🦚⛪️、流通、分配到土地產權製度，漸進而又全盤地推進了改革。
農業生產製度性成本降低的結果是，產出更多了，需要的勞動力更少了🥡，數以億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民工🙈，開始轉向生產率更高的非農產業和城鎮部門。不過，這波經濟潛力的釋放要求突破更為嚴重的體製障礙，比如對非公經濟包括個體戶♦︎、私人合夥以及民營企業雇工經營的法律禁止的突破👩🔬。在經歷了一輪又一輪反復之後💄，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終於得以確立🐗。
更大挑戰接踵而至，中國突然爆發出來的工業生產力，到哪兒去尋找容納它們的市場呢？答案是加入世貿組織🥊，開拓全球市場。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至此，萬事俱備，不欠東風，中國開始成長為“世界工廠”。
從農業到工業，再到商業，中國的經濟改革就像接力賽，一環緊扣一環，一環助力一環，從降低農業生產的製度成本開始，漸進改革，階次提升🚨，成為了全球經濟最耀眼的那顆新星。
製度成本的經濟規律和重新上升
製度成本也是成本，終究服從成本行為的一般規律🙁。在經濟理論中，所有成本曲線一律先降後升🫵🏼。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存在邊際收益遞減規律。隨著經濟規模擴大👱🏿♂️，在合理的要素結構範圍內，增加某一要素的投入，會在邊際上帶來產出增加，此時對應於產出規模🦸♀️，成本下降😽；但是過了臨界點，增加某要素投入帶來產出增量不增反減，於是成本曲線見底回升。
製度成本不是個別生產者在競爭中為獲利所自願支付的成本，而是成體系的🧑🏼🚀、即使行為個體不自願也非承擔不可的成本💅🏽。這類製度成本具有強製繳納的性質🔨，不受一般市場競爭和討價還價的約束，因此更不容易得到合理節製，一定會比生產成本曲線更早、更大幅度地上漲。
讓我們看一組數據。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7~2017年間，中國名義GDP從257306億元增加到827122億元，增長了2.21倍，不過高增長也必須付出代價即成本🤷🏼♂️。對此，人們曾普遍關註，是不是勞動力成本的過快增長削弱了中國製造的競爭力👧🏻？不過我們發現，同期全國工資增長1.98倍，低於名義GDP增速，所以並不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削弱了中國製造的競爭力。期間快於總經濟增長的，是以下幾個變量：
第一，財政收入🦹🏽♀️，包括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同期全國財政收入總額增長了2.36倍🧑🏿⚖️。
第二，全國社保繳納，期間從1.07萬億猛增至6.6萬億，增長了5.17倍。
第三，土地出讓金🛂，同期全國土地出讓金總額從7285億元猛增到52059億元，增長了6.15倍。
上面的數據說明，轉型中國在取得高速增長成就的同時，尚沒有形成持續約束製度成本增長的有效機製✏️。這是漸進改革遠沒有到位的表現，也必然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產生消極影響。比照早期以“解放思想🏋🏻🦹🏼♀️、放權讓利”為綱領的改革，隨著中國開始在全球市場上因發揮比較成本優勢而實現高速增長，一度大幅降低的製度成本又重新掉頭向上。
煥發經濟新活力🤹，亟需再次降低製度成本
確實，近幾年的經濟增長乏力使得再次降低製度成本的時代課題成了當務之急。
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2016年的五大任務之一就是要“降成本”，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進一步正稅清費🧓🏼，清理各種不合理收費🧑🏽🦳，營造公平的稅負環境，研究降低製造業增值稅稅率。
“降成本”行動沒有止於2016年。
今年8月，個稅第七次改革，免征額從3500元/月提高到6萬元/年🐱，國慶之後🧑🏻⚖️，第一波改革紅利即將釋放。
9月2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將從今年11月1日起降低1585個稅目工業品等商品進口關稅稅率🧲。今年已經四次降關稅，我國關稅總水平從去年的9.8%降至了7.5%。
10月7日新華社報道，財政部部長劉昆表示🧑🦽➡️，正在研究更大規模的減稅、更加明顯的降費措施🈁，以更積極的財政政策護航中國經濟行穩致遠👷🏿♀️。
同一天😖，中國央行宣布，從2018年10月15日起，下調大型商業銀行、股份製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農村商業銀行、外資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外部困難或許正是讓政府下定決心再次大降各種製度成本、提高實體經濟國際競爭力的好機會，企盼中國實體經濟浴火重生，再次騰飛。